欧洲系列 — 拜占庭罗马的建立

       将“新罗马”城（君士坦丁堡）留在色雷斯、留在欧洲，对于重建的罗马来说非常重要。首先这肯定是一种心理需要了，安东尼跑到埃及，把罗马的政治遗产拱手让给屋大维的教训，君士坦丁是一定吸取的。另一个更现实的地缘问题是，日耳曼人并不仅仅对西罗马构成威胁，也同时威胁到了巴尔干半岛的安全。如果日耳曼人南下入侵东罗马的话，色雷斯将是最重要的通道。　　我们先来看看日耳曼人是怎么对帝国的东部构成威胁的。以当下的地缘关系来看，日耳曼人（德国）所对应的应该是意大利半岛。而整个巴尔干半岛往北，则是斯拉夫国家的势力范围。只是在东西罗马分立时，斯拉夫人还在中欧森林中，以原始公社的形态生存，他们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还要等上几百年呢。当下对东罗马构成威胁的这支日耳曼人，就是著名的“哥特人”。　　哥特人最初应该是来自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日耳曼人部落，后迁至中欧地区。在公元2世纪中叶，也就是图拉真征服达契亚后不久，哥特人便从中欧南下，填补达契亚人在摩尔多瓦丘陵留下的空间了。这并不是日耳曼人第一次出现在喀尔巴阡山东麓，公元前200年前后，他们当中的“巴斯塔曼人”就曾经沿喀尔巴阡山麓、德涅斯特河，进驻摩尔多瓦丘陵。在随后的历史，这支日耳曼人中的一部分，甚至经色雷斯进入了安纳托利亚高原，成为影响小亚细亚地缘政治格局的“加拉太人”（罗马帝国也因此有了加拉太省）。　　事实上，即使不参考巴斯塔曼人曾经的渗透，新罗马帝国的建立者，也不得不正视哥特人的存在。基于地缘关系，由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和部分多瑙河平原组成“达契亚行省”，是哥特人的直接侵扰方向。当然，在南俄草原游牧的萨尔马提亚人，也同样对罗马的这个边缘行省构成威胁。以至于罗马在最混乱的时期（败于萨珊波斯，并引发巴尔米拉叛乱之时），不得不放弃整个达契亚，重新退守多瑙河防线。这一切都让君士坦丁在谋划东迁、应对亚洲威胁时，需要对欧洲部分的压力给予同等重视。在这些地缘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的“拜占庭”成为了新罗马城的最佳选择。有了这个兼具海、陆优势的枢纽在手，罗马帝国的皇帝可以从容应对来自欧亚两方面的地缘压力。
　　哥特人日耳曼人在相当长的历史中，将成为欧洲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角。在他们正式登场之前，我们还必须对“东罗马”帝国的形成做一个交待。事实上在17世纪之前，包括所谓东罗马帝国存续的时间中，并无“东罗马”的概念。这个迁都东部的帝国，仍然是以罗马帝国正朔自居。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南迁，比如那偏安江南的东晋、南宋王朝，仍然会被认为是中央之国的正统王朝。当然，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有的，最起码君士坦丁决定东迁时，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外部压力，而非被迫放弃罗马。只不过地缘使然，后来帝国在面临两线压力下，只能保住东半部。　　从大历史和地缘的角度看，君士坦丁为罗马所开启的新时代，也的确与之前的罗马帝国有着很大的不同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后来的历史学家更愿意以“拜占庭帝国”或者“东罗马帝国”的标签，将之与凯撒开启的帝国时代区别开的原因所在。在迁都之后，重获新生的帝国作出了两个重大决定：一是将罗马彻底变成一个东方式、中央集权性质的君主国；二是将基督教合法化，并定为国教。　　将罗马变成集权国家这件事，并不让人感觉意外。任何国家在面临分裂和外部压力时，都会试图将权力集中使用，以应对危机。问题在于庞大的地中海帝国，内部一直对拥立真正的君主心怀顾虑。总的来说，受波斯、埃及等君主国影响的东部地区，会更容易接受这一点。这其实也是罗马政治中心东移的原因之一。至于将基督教合法化，同样也是为了集权的需要。　　在人类对自然认识尚浅的古代，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忽视神权的存在。我们在中东部分曾经对“一神教”体系下的犹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的渊源、特点做过详细分析。从技术角度看，犹太教所创立的，禁止偶像崇拜的一神体系，是最有利于统一思想的。一个没有人类形象的“神”，对于所有受众来说，接受起来都毫无障碍。相比之下，希腊、罗马式的多神崇拜，在异族传播时就会遇到很大的困扰。先且不说你要花多少时间，才能理清这些神祇之间的关系，仅仅是那些偶像的人种特征，就有可能让很多人心生疑问。这些“非我族类”的神，难道真是我的神吗？　　不过犹太人太相信只有他们是“上帝的选民”了，所以是否有资格信仰犹太教，同时还需要靠血缘关系来验证。简单点说，如果你不是犹太人，是没有可能信仰犹太教的。很显然，这极大限制了犹太教的受众人数和影响范围，使得他们更像一个异类存在于世间。既然犹太教在传播上拥有那么大的优势，就不可避免的会有人希望将他的教义，惠泽更多的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才会有耶稣基督的降临，以及能够将所有人纳为“上帝子民”的基础教义问世了。　　对于犹太人和罗马帝国来说，最初都是不愿意看到基督教出现的。前者认为，这种普惠大众的做法，会影响到他们独享神的恩赐；而后者拥有自己的宗教体系，自然不愿意看到民众受到一个异神的蛊惑了。尤其一神信仰是完全排他的，接受他就意味着对罗马神和旧体系的否定。正因为如此，帝国一直到“四帝共治”时期，基本都保持着对基督教的高压态势。　　这一情况直到公元312年才发生根本性改变。决心对罗马进行彻底改革的君士坦丁，认识到无论依靠何种手段，都无法阻止基督教的传播，他与当时的东罗马皇帝联合颁布了一道敕令（史称“米兰敕令“），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。事实上，罗马人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基督教生命力的国家。在米兰敕令分布之前（公元301年），为了不被信仰拜火教的波斯帝国所吞并，亚美尼亚王国甚至将基督教奉为了国教，并因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。这一案例也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，意识形态的选择，只是地缘博弈的一种外在表现罢了。　　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君士坦丁大帝的贡献是巨大的。他不仅在统一罗马之前，就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，更在临终之前接受洗礼，成为了一名基督徒。这无疑为后来基督教上升为罗马国教，扫清了障碍。不过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，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工具。对于世俗的统治者来说，顺势接受基督教，甚至奉其为国教，并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。　　在中世纪阶段，我们有大把的时间，来讨论“神”的影响，是如何体现在地缘博弈中的。当下罗马帝国所遇到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太大，很难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。有鉴于此，君士坦丁并没有全盘否认戴克里先的尝试。在他成为罗马唯一的统治者之后，帝国被重新划分为了四大管区。这四大管区与“四帝共治”时期的分割大体重合。其最大的区别，在于只有一位“奥古斯都”，另外三名所谓的“副皇帝”（凯撒）又都是他的儿子。　　看到这一幕，是不是感觉有点眼熟？500年前东方的汉帝国，在吸取项羽异姓封王，导致天下重新分裂的教训，开始在中央集权的体系下，将分封诸侯的范围限定在皇族血亲之中。只不过，在地缘规律面前，所谓血源联系是那么的脆弱。七位刘姓诸侯的反叛（七国之乱），很快让这种裂土封王的模式走向了末路。　　君士坦丁去世之后，他的子侄之间便爆发了一系列战争。当然，即使没有这种分封，罗马历史上的权力之争也没有少过。将之限定为“人民内部矛盾”，最起码还不至于影响罗马帝国的存在。或者说，大家所争夺的都是全罗马的统治权。即使出现割据的情况，也还算不上真正的分裂。不过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点，罗马并不是世界的唯一，一旦有强大外力介入，那么罗马就离真正的分裂甚至灭亡不远了。很快，这个外力便来临了。只是罗马人没有料到，触发事件的居然是一支源自亚洲草原的力量。